故事从“黑” vs. “白”开始
2016年的两部影视作品《辛普森：美国制造》和《美国罪案故事》（第一季）同时使用种族冲突的历史事件镜头作为重现辛普森案的开篇并不是某种巧合，如此一致的视角仿佛要给这场“世纪审判”盖棺定论一样。相比电视剧《美国罪案故事》很快进入正题着手描摹涉事人物而言，纪录片《辛普森：美国制造》把这种背景因素追溯得更远——从19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到1992年洛杉矶暴动之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叙事，跟辛普森的成长与发迹史直接关联起来。一直到（1994年）命案发生之前，这些回溯历史和建立联系的篇幅长达3小时，超过全片长的三分之一。
可见本片所强调的：故事是从“黑”与“白”的冲突开始的。这条线索使辛普森事件从头至尾都带有很强的戏剧张力。起初，辛普森从黑人街区的普通孩子登上体坛高峰成为全美（不分肤色的）偶像，可他阳光魅力的公众形象下隐埋着暴力偏激的另一种人格；凶杀案发生，审判中证据确凿到无以复加，后来却惊天扭转为“白人警察陷害无辜黑人”的另一种叙述；从不以黑人自居的OJ最终抓住种族身份作为脱罪的救命稻草，同时他的脱罪成为洛杉矶乃至全美黑人群体反抗胜利的象征之一：他们要为当年不白遭辱的罗德尼·金等人复仇；审判之后，一场愚蠢的案子让这位逐渐堕落的偶像平添33牢狱之苦，更多人视此为正义最终得以伸张的结果。
走向悲剧
种族问题固然不是进入辛普森案的唯一视角，但这股戏剧张力的形成并不是平白无故，1995年的调查显示，76%的白人认为辛普森有罪，在黑人中这个数字只有22%。即便是90年代中期那更开放、更多元的美国，黑白人群体之间仍处于强烈的紧张关系之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使得黑人的对抗情绪不断积压，继续平权的声音和策略中激进的一面也越来越多，他们不相错过任何一次反抗的机会。
通过本片，这段不久之前的历史在方方面面都向我们提供反思的主题：种族，司法和媒体。但首先，我们只知晓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世俗意义上的“审判”都不再能还原辛普森案的真相。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79%的白人和41%的黑人认为辛普森有罪，这似乎是一次运用理性的修正，黑人的观点正在向白人靠拢，而不是像原先那样受自己的肤色影响。但就和之前那次一样，预判某人有罪/无罪，本身并不能和正义和真相取得联系，恰恰相反，许多先例告诉我们这样做是有损公正的。实际上如今我们很难再追问他是否有罪，因为这在法律上几乎不会有结果（人不能因同一个罪行被控告两次）。
在浪潮过后，辛普森不再是种族平权的象征，反而让整个事件愈发有悲剧色彩，黑与白之间的冲突仍未解决，警察和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权威不再，律师的职业伦理也值得怀疑，受害者及家属的正义诉求在事件中被牺牲，甚至辛普森本人的英雄梦也彻底破灭了，还有我们唯一能确认的事实，真相或许永远不得而知。
这大概就是多年后再次审视事件时仍然让人觉得如此揪心的原因，所有在这个案子里涉及的人物或团体，似乎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
是否有另一种正义
不像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里介绍辛普森案时，更多地惊叹于对美国司法体系中苛刻的程序正义和保障人权的根本宗旨，这部纪录片指向一种视角的转移，辛普森案绝并不仅仅是对美国司法的一次震荡，毕竟政策法规能够在不断地修正和调整中保持自身的有效性。但规范仍和真实隔着距离，由于永远无法摆脱或外在或内在的人为因素，它更加是一个社会性悲剧故事，令人感受到巧合的不可避免和失误的无可挽回。从种族冲突的角度去看，是权力机构的长期不正当行为导致黑人群体的反抗与不合作，直接导致族群权利抗争越界干涉了司法的审判，无论这种干涉正当与否，它都可能无可挽回地放过一个坏人或者错杀一个好人，这些都是无法忽视的现实。
这种更广更深程度上的冲突和界定引人深思。甚至可以根据本片的叙述设想一组情境：黑人群体支持OJ并干预了他的定罪，是向数年前对罗德尼·金拳脚相向的脱罪警察们的报复；10年后白人法官因持枪抢劫判辛普森33监禁是对他脱罪的追讨（十分有意思的是，本案的不少关键人物也都在那次庭审中到场）。
那么我们面临的难题是：1997年的黑人复仇和2007年的辛普森入狱（或许还叠加上白人对黑人的再次复仇），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伸张正义？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理想中公正的限定下的结果，但它们确实就这样发生了，盗用美国当代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概念（她对此一定会非常生气），它们可不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诗性正义”？（注：“诗性正义”本指将诸如同情的情感因素适度纳入正义的裁判之中，使其更具人文主义的价值，但这种判断至少仍需在法律的框架之中进行。）
愤怒和偿还可能是无解的
同样是来自努斯鲍姆的观点，愤怒的情感不能说是对公共生活完全有害的，有时它还是建设性的，比如义愤（由正义受损而产生的愤怒）能驱动人们对抗不公。但愤怒总带有偿还的意向，这种本性使得义愤的诉求无法在公共生活中合理化。惩罚针对的是主体的错误行为（所以需要相适应的量刑），这种代价，对于偿还受损的一方，或（更情绪化的说法是）为受损的一方复仇/报复无关。也就是说，人一旦愤怒，一旦想着以牙还牙，就已经不再正当了，因为即便实际的结果可以被当作某种偿还，但它仍须由一套公正的秩序裁定，而不是个人所能决定和处理的，否则公正将面临巨大风险。
可想而知，此时我们需要的是克制和宽恕，努斯鲍姆呼吁遭受不义者应该向前看而不是纠结于已经发生的事，应该积极避免惨剧再次发生而不是寻求报复。如果放在辛普森案中，黑人不应该把这种族群长期遭受不公的情绪扩散开来，尤其是当它的能量渗透到本应客观地摒除政治意见的法庭审判之中。但这种理论上的说法，实际上不足以解释黑人积压许久的群体愤怒，难道长久的压迫得不到公正的解答是会能够忍受的吗？连努斯鲍姆都认为，当所有可以想到的办法都用了仍然无果，恐怕就要考虑非暴力以外的手段了，所以愤怒以某种形式爆发的必然是可预见。反过来问，白人在整个事件中就足够理智吗？恐怕并不能轻易下结论，在权力关系中压迫者的自我意识总是比被压迫者来得微弱和暧昧，当深蒂固的偏见被当作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才真的像法西斯针对犹太人一般，他们对此谬误毫无察觉，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依据这种逻辑，柯克伦律师的结案陈词并非夸张）。
关于这个问题的讽刺之处，是当事人OJ从来不拥抱黑人社群也不回馈社群，相反他活得“就像一个白人一样”。可事情不能说得那么死，或许辛普森没有那种黑人弱势身份的自我意识，但他确实通过自己的努力为黑人树立了榜样，更特殊的是，他的榜样效果同样为白人所接受，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受到偏见和打压。辛普森的“白”并不能那么言之凿凿。我觉得本片的另一个厉害之处，是没有真正选择在种族的黑白上站边，而是尽力提供信息和观点，让批评成为可能。
不再铁板一块的未来？
现在或许该庆幸，（至少在欧美有一种声音）对身份认同的认识不再是铁板一块。人们不是在不断划清黑人/白人/黄人男性，黑人/白人/黄人女性，黑人/白人/黄人男同性恋，黑人/白人/黄人女同性恋等等等等的界限。而是承认“人”及其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不把自然和社会的属性强行绑定。在多元价值的社会同时可以有许多普遍的认同，比如人们对辛普森案的态度改变就是一例，如果更进一步，用性别差异的角度来看，还会让我们有更多认识（辛普森是一名确凿的家暴施暴者）。
不要忘记，重提辛普森案更应景的地方在于，近年来歧视和压迫并没有消失，警察对少数族裔的不当暴力也不断在发生，2013年起结成了反对种族主义的联盟Black Lives Matter（BLM）发起数次抗议，其中2014年起的密苏里州弗格森抗议，警民冲突非常剧烈，持续时间也很长。另一方面，可以看看另一部美国纪录片《制造杀人犯》，处处可以和辛普森案对应的另类版本之一——审讯技术，物证的决定因素，人的偏见，当事人的能力/财力和得到相应质量的辩护，媒体的关注程度……两案的结果不得不说是耐人寻味，Steven Avery背判有罪两回，至今还在狱中伸冤，O. J. Simpson被判无罪一次，被判有罪一次，2017年10月1日，他已假释出狱。
引用《美国罪案故事》中借律师Alan Dershowitz之口所说的话：媒体和人民只想着娱乐和好戏，这些法庭之外的东西恰恰会渗回那间法庭里。与其说没有理想的法庭，不如说法庭仍在社会之中，法庭之内的辛普森案关乎法庭之外的种种，如果不想让悲剧重演，还是要靠法庭之外的进步和革命。
参考资料
美国罪案故事 American Crime Story Season 1 (2016)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by 路米内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