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照怀斯曼早年的《提提卡失序记事》，抑或近年国内的《疯爱》和《囚》，想田和弘的《精神》（港译《完全精神手册》）仍给人独具一格的观感——即便我们又发现，这几位作者不管是在对「摄影机和真实」的看法上、还是在纪录片拍摄的工作方法上，其实都有不少重合之处。[1] 很难否认，同样对准了「精神病患」的摄影机，光凭所在的场所是「全控机构」与否即赋予了影像上的差异。换句话说，并不是出于拍摄者、被拍摄者的意志或别的什么，而是因为「精神病是被发明出来的」这一信念和根据这信念的长期实践，使得《精神》如此不同。
《阿贝莱的花园》，打开疯人院的大门
不管是在「冈山合唱团」还是在传统的精神病院，我们都观察到了「病人」的闲谈、哼唱、提问、争辩、倾诉、滔滔不绝的讲演、乃至发病和崩溃。但只有面对「冈山合唱团」的时候，我们对「机构」的敌意溃散了，这里没有排队强制吃药，也没有人哭喊着要回家，从第一个镜头跟随着一个女人进入诊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里没有铁窗和铁门、没有束缚衣和禁闭室，随即，镜头切换到城市的日常——而不是茫茫又遥不可及的天空——小河中的船只、天守阁的风景、车流、放学的学生、还有流浪猫。
那么，关于不把精神障碍者关起来这件事，可曾有过影像纪录呢？阿尔贝塔·巴萨利亚（Alberta Basaglia）就曾回忆50年前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在奶奶家的电视上就看过这么一部纪录片。[2] 这部影片叫《阿贝莱的花园》（I giardini di Abele），介绍了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戈里齐亚的一所「疯人院」，它建成于1911年，在60年代初收治/监禁人数达600余人，但它也是意大利最先取缔囚禁式治疗的精神病医院。从1961年到1969年，戈里齐亚的这一改革由欧洲「去机构化」实践的先驱佛朗哥·巴萨利亚（Franco Basaglia），也就是阿尔贝塔的父亲推行。这里的医护人员不用充当看守，而是为病人重归社会提供帮助，同时病人还会通过全员大会参与到医院的运作和治理之中。
《阿贝莱的花园》介绍了这种全新的模式和它所引发的社会争议，或许更有开创性的是其中对4位患者直接进行了采访，在镜头对他们脸、手、脚的特写中，仿佛能看到《阿贝莱的花园》和《精神》之间的紧密关联。制作者塞尔乔·扎沃利（Sergio Zavoli）在影片中这样说道：「这家医院之前死死禁锢着这些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对于收治的人，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暴力。我们现在要把这些面孔清楚地展示出来，我们要给你们展示的是被禁闭者的面孔，还有他们的疯狂。」据说，十多年前《精神》的上映让「冈山合唱团」的创立者山本昌知医生在日本受到关注，同时，由于该片没有给患者面部打上马赛克也引发了争议——因为侵犯了他们的隐私而这类人的隐私据说格外需要保护。这一违背如今电视纪录片惯例的做法是想田和弘有意为之，不仅不上马赛克，更甚者他时不时会给面部以大大的特写，无论思路还是技法，都可谓和《阿贝莱的花园》异曲同工。
去机构化运动，在浪潮过后
但话说回来，《阿贝莱的花园》仍不能和《精神》算作是同一种电影，按想田和弘总结的纪录片「十诫」来看，《阿贝莱的花园》不仅有大量旁白，还按照它所想调动的情绪配上了或阴森或恢弘的音乐，在拍摄之前扎沃利也和佛朗哥进行过沟通，制作者对佛朗哥践行的理念已有一番了解。照「观察电影/直接电影」的准则，《阿贝莱的花园》诞生于去机构化运动方兴未艾、需进一步争取群众支持的时代，具强烈的宣导和政治意味，有理由相信，若非借助电视的传播，说不定1983年全面关闭意大利精神病院的「180法案」或许会再推迟些时日颁布。
我们往前追朔，在1961年有两本学术作品的出版为欧美精神治疗「去机构化」改革（deinstitutionalization movement）树立了风向标，其一是戈夫曼根据他在美国疯人院的观察写成的《精神病院：论精神病患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处境》，另一是福柯考察15至19世纪「疯癫」概念如何发展的《古典时代疯狂史》。随后在美国，「去机构化」的实践由肯尼迪总统以举国之力推动；在欧洲，则以意大利的一批精神科医生（乔治·安东努奇[Giorgio Antonucci]、佛朗哥·巴萨利亚）为先锋。我们在文艺作品和惊悚奇谭中时常听闻的「疯人院」，在「去机构化」和「反精神病学」的风潮中成了剥夺公民权的丑闻，各国纷纷关闭监禁式的国立大精神病院或收容所，取而代之的是在地的小型机构，让符合条件的患者回到社区，在社会化的环境中接受康复治疗。这一运动持续至今，已有数十年之久，且从结果上看是很惊人的，以英国为例，在1950年代疯人院收治人数占人口总数的0.4%，至2015年全部关闭，在2014年，英国全国精神病院病床数只有每10万人46张，这一数据在意大利从1975年的190张缩减到2013年的10张，美国从1955年的340张缩减到2010年的14张。[3]
虽然今天我们还是常常会看《提提卡失序记事》或者《飞越疯人院》这样的杰作，但「疯人院」这种全控机构着实正在西方消失殆尽。不过在日本故事却并非如此。在新作《精神0》的一幕中，向山本借钱的那位胖先生回忆起了面对其他医院时的恐惧，在日本传统的精神病院中，医生有权把他们关起来。可见山本昌知推崇的社区融合实践远非日本精神医疗的主流。
同样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并未赶上这趟由大型机构向社区康复过度的列车，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坚持「以医院为中心」的治疗路线，大量精神病患者仍被封闭收治，也曝出过不少丑闻。这一情况直到1987年《精神保健法》，以及1995年前者被修订为《精神保健福祉法》后才逐步有所改善。1996年厚生劳动省终于推出了以社区为本的精神治疗长期计划，推进日托中心、社区支持中心、培训中心、福利工厂等等设施的建设。[4] 我们在《精神》中所看到的山本昌知医生，是从70年代就任冈山县精神保健福祉中心所长后，就在呼吁「摆脱精神病病房」的从业者之一。退休以后，1997年山本开设了没有病床的诊所「冈山合唱团（こらーる岡山）」，据说是日本第三家精神障碍者社会归复设施。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它不仅仅提供医疗和看护服务，还有短期住所「栖木（とまり木）」，除了诊所的一些岗位（比如配药）向患者开放外，还配套有由患者供职的小饭馆「迷你合唱团（ミニコラ）」和送奶公司「Pastel（パステル）」。包括影片中没有拍到的机构「吃茶去（喫茶去）」是专门为出行不便者提供乘车接送的服务的。而想田和弘的岳父岳母，也就是妻子柏木规与子的父母，是「吃茶去」的司机和负责人——也正是通过这层关系牵线搭桥，《精神》的拍摄才成为可能。[5]
Action！目光和暴力
某种程度上，《精神》迎合着我们对「正义伙伴式」纪录片的期待，影片中并不乏针对日本精神卫生体系的批评，甚至还有一名60岁的患者直接回应了社会对精神病患的歧视、「常人」和「病人」间的区别问题。通过「合唱团」的各个侧面，影片揭露出政府拨款削减、机构运营压力、公众意识缺乏等诸多难题。此类揭露契合了「社会问题向」纪录片的功能，亦使得「摄影机这一暴力装置」顺利转换为揭露和批判的武器。在这一进路中，揭露和曝光必须一再进行，在激烈的改革已尘埃落定的今日由甚，否则又如何让像精神卫生这样大到普通人已无法干预的政策问题重回公众视野？不过，在想田和弘自己的归纳中，相对于迈克尔·摩尔这样「英雄式」的作者，他眼中的纪录片拍摄者是更暧昧的角色，且未尝不带有「成为加害者的危险性」。
想田特别强调「摄影机不可避免的暴力性」，正是在《精神》的摄制、放映过程中让他「深切地」意识到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精神》上映前夕，原本同意拍摄的人们愈发为自己身份即将曝光感到不安，甚至有人扬言「上映第一天就去自杀」。是在大家不断地沟通和相互支持下，长达半年的日本巡回放映才顺利完成。作为拍摄者和制作者的想田无疑共同承担着其中的不安。不仅仅在宣传、放映环节，更在于运镜拍摄、剪辑制作之时，是他用摄影机或纪录片「闯入」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必须对「拍摄者和被摄者」的关系作出回应。
影片的其中一幕：当一名胖胖的短发女士申请暂住一天，镜头第一次转向了诊所外的一栋蓝色小楼，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供人短期居住的设施：「栖木」。在「栖木」的房间中，工作人员简单地和女士交代事项并交予钥匙，这时想田开始了和胖女士的对话——这一段持续了16分钟：「今天你为什么住在这里呢？」「因为，我回家的话会听到声音，那些声音叫我从家里出去。」……「你最初发病，是有什么事件触发的吗？」「有的，那是我20来岁的时候……」胖女士回忆着自己生活、看病和住院的经历，随着谈话的深入，镜头不断向她的脸拉近，我们得知她曾失去过一个孩子。对话告一段落，镜头切向窗外（同样，没有铁窗），然后是女士的手，她的脚，又切回上半身，对话重新开始：「你的孩子是怎么没有的？」「因为虐待。」「（小声的）虐待？」「嗯。」「谁虐待他？」「是我。」沉默了一会儿，「那时候孩子1个多月大……」镜头又逐渐拉近，她讲述害死自己孩子的前因后果。
——对于这样的时刻，想田和弘如此回忆道：「在拍摄的时候，会实时感受到震惊，也就是说，我是和观众同步感到震惊的。」[6] 另一个例子是在片头情绪崩溃过的女士家中，对着照片上她曾经的样子，想田脱口而出：「完全变得不一样了。」这一次，吃惊甚至直接被镜头呈现出来。当想田和弘在操作摄影机的时候，当他最终把这样一些场景和对话剪辑进电影中，当他决定呈现这段对话中短发胖女士的面孔、表情、小动作，呈现双方说话的声音和语气，乃至呈现出冷冰冰的摄影机的暴力性时，他就已经在处理和回应「拍摄者和被摄者的关系」了，这和想田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纪录片制作方法不无关联。希望让观者「充分地观察影像和声音」，因此他的「十诫」中包括一条：「镜头的时间尽量剪辑得长一些，留下更多空白」，这样做能尽可能地保留影像的多义性。
然而，多义性就意味着伴随危险，这一危险令想田和弘既担忧又着迷。「拍到这些（听到这些）我也很有愧疚感。（不小心就）听到并拍到了（这种事），我也很迷茫，会去思考这样拍下来会不会伤害他们」。可以说，在摄制过程中导演将时时意识到自己处于这种「关系的负重」之下。我甚至觉得，正是遭到这一伦理层面的侵扰和折磨才最终成就了《精神》。在摄影机的暴力之中，伴随着对「冈山合唱团」而非传统精神病院的取材，反而把精神障碍者的影像从「全控机构的支配」中解放了出来。传统医院施行的人身限制、体制所施加的权力和迫害、社会对这一身份的歧视和污名（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被直接呈现，也就没有患者和机构之间的对抗性，这反抗当然是很正义的，但它的撤出同样撇除了对影像的干扰。去掉马赛克，包括导演在片尾给出了拍摄过程中逝去者信息的做法，人的面孔和他的日常生活在镜头前被放大再放大，我们该如何去「看」，这就是想田和弘「观察电影」的邀请，倒不如说，这把最困难的部分直接抛给了观众。
《精神》对观者的「看」提出了具体而严厉的要求——不仅可见的高墙消失了，连「马赛克让我看不到」这样的借口也消失了，跟随着摄影机不曾打过招呼就窥探他们生活的我们的「看」，也必须对他们的面容作出回应：我是透过全控机构的眼睛去看吗？抑或透过施政者治理者、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的眼睛去看？还是说，我要透过邻人的眼睛去看，透过亲人爱人的眼睛，乃至透过精神分裂者的眼睛去看？——通过这对「看」的种种调度，才能消解蕴涵其中他异的暴力。在封闭收治精神病患的方法仍占主流的日本或中国，相信这种挑战对两边的观众而言是一样的。「观察是对他人抱有关心，仔细观看和聆听其世界的行为，同时也使人重新审视自身。观察，说到底是观察包括自己在内的世界。」你必须认真地去「看/观察」，在「看」《精神》的过程中，让自己从目光的「机构」中挣扎出来。这也就是想田和弘所谓他是「投手」而参与观察的观众得是「击球手」的具体含义。[7]
距离，没有比拍电影更完美的了
虽然在《精神》的许多介绍文字里都会提及山本医生的个人贡献，不过在正片的2个多小时里他出场的镜头并不算多，这部影片显然不是关于精神科医生山本昌知的，连想田自己也承认：在拍摄过程中（05年至07年之间），他压根没怎么注意这个常常在诊室里闭目养神地听病人讲话的「老头儿」，「山本医生」这个角色是在剪辑制作的过程中才被「发现」的。[8] 随即他萌生了专门拍一拍山本医生的念头，10多年之后，也就是2018年，以「冈山合唱团」画上句点为契机，想田和弘实现了他的想法，制作了一部关于山本医生的纪录片，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观察电影第9弹」：《精神0》。
根据一则报道[9]，其实在2016年「冈山合唱团」就关闭了，当时已80岁的山本医生决定退居二线。此后山本医生仍兼职为患者看病，在《精神0》中，我们看到熟悉的面孔们仍然会在那间老宅改成的诊所里相见，只不过诊所的名字变成了「大和诊疗所」，新开的诊所继承了「冈山合唱团」所在的地方。到了2018年，82岁的山本医生决定彻底隐退。
这一次，镜头几乎完全跟随着山本昌知没错，不过你仔细看，《精神》和《精神0》简直是同一部电影。尤其是在第一幕和片头之后，我们又看到了河堤旁的船舶（时间让它们变得老旧了）和冈山城的天守阁（外国游客正在对它拍照），随后还有骑车放学的学生，流浪猫。在《精神》中镜头常常会对准垂在诊所外的一片「叶子」挂件，《精神0》中也有类似的静物描写：蚊香、庭院里的树、已经更换名字的招牌。虽然10年间很多事物发生了变化，但在一个雨天，山本医生再一次来到隔壁蓝色小楼里的「迷你合唱团」吃饭。
在《提提卡失序记事》和《疯爱》中都有患者聚集的场面，不过《精神》里大家的聚集是不太一样的，第二幕的开始我们就看到挂着「终日可吸烟」标识的「等候室」外摆满了鞋子，患者在里面或看书或休息或聊天。此外，镜头还拍到大家因为开活动会议而聚集。实际上，《精神》是始终描绘「关系」的纪录片，影片围绕着山本昌知——就如冈山合唱团的形式一样，它是由患者围绕着医生，患者和医生、社工、志愿者，患者和患者一起，形成的社群。
患者自身的讲述不再是《精神0》的重点，但社群中的关系仍然贯穿了这个纪录片系列。在《精神》中，不难看出大家对山本医生的依赖，菅野诗人把山本医生认作救命恩人，还有人甚至说「山本医生比佛陀还伟大」。而在《精神0》的前半部分，这种依赖更加明显，每一位进入诊室的患者必定问起决定彻底隐退的山本医生未来的打算。他们多数是担忧、不舍，有的甚至有点生气，觉得是医生抛弃了患者。也有的态度比较放松，比如一个上了年纪的婆婆，给医生送上吃的和祝福。10年之后，患者们仍围绕着山本医生，在临别之际他格外话多，来回应他们的疑虑，让他们继续给他打电话，或者安抚他们放下恐惧，继续在「ACT-Zero」的藤田医生这里看病。在山本医生的退职纪念会后，镜头引入了另一条线索：一天早上，山本医生和他的妻子同行，两人最终在诊所门口的转角墙处分别，医生进入墙这一边的诊所，而芳子则在墙的另一边由工作人员领去托老所。这帧意味深长的画面被做进了《精神0》的宣传材料里，暗示着医生的隐退或有更多的迫不得已，随着镜头的深入，我们看到芳子有明显认知障碍的症状，甚至一时忘记了怎么开门。
不得不提的是，持摄影机的人当然也在这一关系的网络中，或许是摄影机开启了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一关系却并不因为摄影机的关闭而停止。最初是《精神》敦促了想田和弘对「关系」进行更多思考。很显然，想田把他的观察和反思反映在了这部新作之中。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对摄影机和拍摄者「在场」的处理。作为一种纪录片风格的「真实电影/直接电影/观察电影」，曾一度被批评为反映了作者的某种懒惰，赫尔佐格曾对彭尼贝克说：「真实电影是会计拍的电影。」［10］ 如此一来，纪录片中仿佛消失的摄影机被赞美为「叮在墙上的苍蝇」就成了问题。原本秉持类似信条的想田和弘，根据拍摄《精神》时的体验，发现想做「墙上的苍蝇」根本不可能了：「因为我不管怎样努力变得透明，患者们还是会反过来对摄影机这头的我发问：『你为什么在这儿拍电影啊？』拍摄常年来往于『岗山合唱团』的诗人菅野先生时，他时不时地展示着一些哲学的人生道理，然后学电影导演大叫一声：『好！Cut！』最后哈哈大笑。我的『忍法观察导演术』在这里用不上了」。认识到自己参与观察或者参与关系的想田，不会刻意沉默也不刻意删掉自己的声音。在《精神0》中，可以看到这一态度的变化和成长，尤其是当想田跟随山本医生和芳子进入他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在两位老人的家中，想田常常要回应他们的款待，在大家碰杯喝酒之时，摄影机完全是想田和弘的主观镜头了。有时它又适时切回「客观」：当医生吃力地找餐具时，导演完全没有帮忙。但是，在影片最后一幕下车上山扫墓之前，想田很快提醒山本医生：芳子婆婆那边的车门没有关好。「主观/客观」似乎已经不是数轴两极之间的问题了，而是拍摄者作为被拍摄者的朋友，而摄影机又是拍摄者的朋友的问题。因此处理摄影机和拍摄者的「在场」，想田变得特别从容和大胆，在医生家里我们在一个镜头中甚至通过矮柜的反射，看到了歪着头在拍摄芳子婆婆的导演本人的面容——这几乎是一个宣誓的时刻。如果把这个时刻和之后影片看似随意拍到了一群在街上游玩的学生结合，就格外具有深意。其中一个孩子问：你在拍电视综艺吗？而想田回答：「我在拍电影。拍纪录片。」这和10年前想田为摄影机的暴力性所困惑完全不同，他想首先告诉你：这就是纪录片的镜头，我的纪录片是这样拍的，让我们成为朋友吧！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变本加厉对脸和手的特写。这一操作延续了「十诫」对充分观察的要求。但《精神0》中还用到了黑白的闪回画面，提示了几位人物10年前的样子，然而这其实是相当于「旁白」的做法，似乎违背了想田的「十诫」。但，闪回的能量异常强烈，从第一个镜头起，我们看到了苍老了不少的山本医生。当问诊开始，为了听清患者说话，他有一个拉近椅子的小动作。不过大体上他还是那个神态疲惫、会闭着眼睛听患者说话的老医生。看到芳子婆婆十年前的影像则是完全认不出来的，但如今木讷、迟钝、让人担心的芳子又是如此真实，我们的震惊或许就和《精神》里想田看到精神崩溃的女士年轻时的照片时的反应一样吧！
在最新的访谈中，针对影片中他和被摄者距离的问题，想田直呼：「没有什么距离比作为一个电影人更完美的了。（关于调整距离这件事）我只是顺其自然。」[11] 这种顺其自然或友爱的邀请并没有打消影像的张力，相反，在山本医生一次次出来找餐具、拿餐厨纸用力擦拭的时候，在山本医生搀着芳子上山、画面中充满他粗重气息的时候，透出的是强烈的焦灼。在「冈山合唱团」之外，两位老人非常普通，甚至过于普通了，一个逐渐失智眼看着自理困难，另一个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甚至都无暇顾及家务。这都让人非常担忧：他们相互扶持过下去没有问题吗？但是看到山本医生、芳子和想田三人用三个完全不同模样的杯子干杯喝酒时，居然又产生一种奇妙的和谐感。
《精神0》，一条线或一个圈
这就是想田抓住时机记录下的山本昌知医生，如果要说有遗憾的话，那就是记录山本芳子几乎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在倒数第二幕时，（似乎是和之前隔了一段时间拍摄的）我们看到芳子婆婆脸上有瘀伤，可能是跌倒造成了，而且芳子婆婆也不如之前会说话了。然而就是在这一幕，我们通过芳子婆婆年轻时的邻居兼「闺蜜」，窥探到了芳子的故事和她曾经的心境。在友人婆婆那里得知，芳子年轻的时候不仅「会玩」，常常去看歌舞伎、听古典乐，而且还很「大胆」，瞒着丈夫炒股票。我们也知道，作为山本医生「与众不同的」事业的另一面，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顺风顺水。曾经，芳子必须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而山本医生的母亲对「儿媳妇」的态度很强硬，更要命的是，山本医生的工作实际上对芳子造成很大压力，比如他常常把病人带回家，让芳子非常担心会照顾不过来，甚至差点想要离婚。黑白今昔的闪回就是这一幕用到，山本昌知和山本芳子的生命深深地和诊所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即便逐渐失智的芳子仍会一遍遍地问：我们回诊所去吗？山本昌知是精神障碍者的医生，而这一幕中，山本芳子当年的「医生」却由友人婆婆担当。没有哪种关系是简单的，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更是如此，最终，影片在夫妇二人牵着的手的定格中结束——已经几乎失语的影片文案，说这是一个「纯爱」故事。
最后我想谈谈新作的标题。在《精神》和《精神0》之间，想田已经完成了7部观察电影（包括番外篇《和平》）。除了分作上下两部的《演剧1》和《演剧2》，对同一主人公或同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并非他偶尔为之，这种关联性的「续集」作品有《选举》及《选举2》，同期拍摄的《牡蛎工厂》和《港町》，《精神》、《和平》、《精神0》也是一个延续下去的系列，但如今《精神》的续作却不叫《精神2》，而是「0」。「归零」，一方面是指山本离开「冈山合唱团」。影片一开始，一个在《精神》中出镜过（和病友聊自己加入过排球队）的老面孔就山本谈及这个词。他说自己常常让自己「归零」来调整心境，不过医生却告诫他不要过于压抑自己的欲望。山本医生对他说：对于非常期待但又无可奈何的事保持放松，为自己的存在而庆幸，要这样去活——这话似乎也能呼应山本后来并不轻松的「归零」退休生活。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看到「0」，更让我想起的是在《精神》中，山本为病人画的一个「圈」。
「——生——幼年——成人——老年——死——」，这个圈或许并不是指宗教的轮回，而是一幅关怀伦理学的简图，「健全、独立、自足」只是一种临时状态，却被虚构为一种恒常的标准。无论是「精神病患」也好，「失智老人」也好，还是像你我这等被称之为「常人」的人也好，我们无一不在这一圈中，在这一圈中建立关系、相互依存——这和山本医生倡导的「共生」理念是相通的[12]。正因在这一个圈中，所以山本医生给患者的临别寄语是「因为你很努力地活，才有了我们的相遇，真的谢谢你」，正因在这一圈中，《精神》或《精神0》的拍摄才成为可能，「观察电影」才有可能，「观察」才有可能。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可参看对王兵的采访：“专访《疯爱》导演王兵：竞赛没有什么了不起”、“对谈回顾 | 王兵导演《三姊妹》&《疯爱》映后交流”；对马莉的采访：“《囚》导演马莉最新访谈：‘摄像机给了我一种仪式感，作品是我的表达’”、“‘我在这些人里头看到我自己’——与纪录片《囚》导演马莉对话”。
[2] 这一回忆出自《毕加索的云彩》，阿尔贝塔·巴萨利亚著，陈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国内尚无佛朗哥·巴萨利亚的译注，这本小书可能是中文世界目前少有的从侧面反映佛朗哥事迹的书籍。关于佛朗哥·巴萨利亚，可参看传记：The man who closed the asylums: Franco Basaglia and the revolution in mental health care，John Foot著， Verso：2015。关于影片《阿贝莱的花园》可以在这里观看：vimeo.com/293682566。
[3] 数据来源于以下网站：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96/11/18-216002/en/、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institutionalisation、https://www.thebalance.com/deinstitutionalization-3306067。关于「去机构化运动」和「反精神病学」，杨锃的论文“‘反精神医学’的谱系：精神卫生公共性的历史及其启示”提供了不错的中文概览。
[4]关于日本精神医疗发展历程的概览可参见：Naotaka Shinfuku, A History of Mental Health Care in Japan。
[5] 关于「冈山合唱团」的介绍，可参考《精神》的影片官方站：http://laboratoryx.us/mentaljp/productionnote.php。2010年的「观察电影番外篇」《和平》，想田就把镜头对准了岳父岳母和「吃茶去号」。不过，其实岳父岳母都已经在《精神》中出镜过：一个在「迷你合唱团」门口扫地，一个则在算账。
[6] 这里及下一段的引用，出自2018年想田和弘与是枝裕和关于纪录片的对谈，可以在这里看中文译文：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167281。
[7] 除特别注明外，本段和其他段落对想田和弘的引用，出自2019年他的中译本著作《这世上的偶然》，尹芷汐译，后浪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这本书主要围绕着影片《和平》的制作展开。
[8] 可参看《精神0》官方站的导演自述：https://www.seishin0.com/#statement。
[10] 参见：《牛津通识读本：纪录片》。
[12] 其实在进入21世纪以后，「共生」的理念就替代了「正常化」成为了关怀残障人士乃至日本全社会政策的方针。但「共生社会」的实现仍然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在厚生劳动省宣导普及「共生社会」的页面中，特别提及2016年「相模原市残疾人福利院杀人案」。在该案件中，残疾人中心的前员工杀害了院中的19人。
by 路米内
202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