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冯·特罗塔作为当今影坛最重量级的女性电影人之一，她的电影生涯发轫于上世纪60年代的德国新电影运动。起初是演员，后来是编剧，再后来是和当时的丈夫、德国新电影“四驾马车”之一的施隆多夫联合担当导演。70年代末，特罗塔“自立门户”指导创作电影。特罗塔既是“伯格曼影史11佳”中唯一一位女导演，也是其中唯一仍然在世的导演，说起来她的名气必然远不及榜单上的卓别林、费里尼、塔可夫斯基或者黑泽明。不过特罗塔在70年代就和伯格曼相识，去年伯格曼诞辰100周年的纪念纪录片《寻找伯格曼》，亦由她掌镜指导。
古德伦与克里斯汀
《德国姐妹》取材于特定的事件和人物——原题直译为：“如铅般沉重的时代”，但片中又隐去直接指涉现实的信息。片中的妹妹原型是古德伦·恩司林（Gudrun Ensslin），她是德国红军旅（RAF）的创始人之一。红色旅也被称为“巴德尔-迈因霍夫帮”，脱胎于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但是却走极端路线，制造爆炸袭击和暗杀等恶性事件，后被官方定性为恐怖组织。古德伦七十年代初被捕入狱，1977年于狱中自尽。她的去世是否因被当局迫害所致，是当时的一桩公案，也牵连着史称“德国之秋”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和对此的社会反思。
片中姐姐的原型亦确有其人，即古德伦的姐姐克里斯汀·恩司林（Christiane Ensslin）。克里斯汀是德国的女权活动家，她和德国最知名的女权主义者艾丽斯·施瓦泽（Alice Schwarzer）曾共同创办德国女权杂志《艾玛》，“EMMA”之名取自Emanzipation，即“解放”。妹妹的事情对克里斯汀影响很大，还出版过和妹妹的通信。1977年，在妹妹的葬礼上克里斯汀见到了特罗塔——两位电影人正在为集体创作的《德国之秋》进行拍摄，后来她们密切交往，促成了《德国姐妹》故事的诞生。在今年的1月，79岁的克里斯汀去世。
《德国姐妹》成为了特罗塔创作的分水岭，在此之后她仿佛迷上了传记片，接连拍摄了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女性领袖罗莎·卢森堡的故事（1986）、中世纪女作曲家、神学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的故事（2009）以及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故事（2012）。比起特罗塔同期的其他创作，她的传记片格外出彩。几部传记片都由《德国姐妹》中饰演妹妹的巴巴拉·苏科瓦饰演主角，相信也并不是巧合。特罗塔所有的作品都关注着女性经验，简单地将《德国姐妹》打上“女性电影”的标签对于理解它来说没有太多益处。
下面的篇幅将简短溯及该片隐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希望为对《德国姐妹》感兴趣的伙伴提供一些窗口。
红军派与德国之秋
1945年战争终结，50年代起联邦德国经济复兴，随着“冷战”不断升级，西德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以为：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更值得警惕。
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在60年代被打破了，在现代化和消费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读的是3M——马克思、毛、马尔库塞的作品，聊的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压迫和异化。在期待变革的年代，西德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掀起了学生运动：反对越战，反对见死不救的施普林格报社，反对来访的伊朗国王巴列维，反对政府中掌权的前纳粹分子，反对让政府可以滥用权力的紧急状况法。
红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 / Red Army Faction，简称RAF）也是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而产生，创始人包括安德里亚斯·巴尔德、女大学生古德伦·恩司林、女记者乌尔利克·迈因霍夫和律师豪斯特·马勒。但红军旅走的是武力推翻联邦共和国的路线，1970年正式成立后，他们抢银行，在警察局、美军基地制造爆炸袭击。官方指责他们是无政府主义和暴徒。他们却发表“城市游击队宣言”，宣称“一个人烧汽车是犯罪，但烧上百辆汽车就是政治行动”。1972年后，红军旅的创始成员悉数被捕，入狱后他们曾绝食抗议监狱对他们的不人道待遇。另一方面，由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掌控的红军旅更加极端，且行动围绕着要挟政府释放被捕成员，包括绑架和刺杀政府要员。
1977年这些暴力行动达到了顶点，造成了社会的恐慌，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德国之秋”。先是4月和7月，他们刺杀了联邦总检察长和德累斯顿银行行长。9月红军旅绑架了奔驰公司董事长、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他也是前党卫军军官）。10月12日，红军旅联合巴勒斯坦的极端组织劫持了一架汉莎航空客机以要挟德国政府放人。到了10月18日，劫机救援刚刚成功，巴尔德、古德伦和另一名成员三人同时在狱中身亡。官方的说法为自杀，但民众并不尽信，很多人怀疑这些犯人受到了政府迫害，红军旅也报复性地撕票施莱尔。此后德国政府对这一恐怖组织不断打压，最终其于1998年宣布解散，30年来共造成34人死亡。
以反对国家为名义的极端组织出现，在西德有一定的特殊语境。大战结束后，除了遵循苏联体制的东德，联邦德国实际上由美英法三国控制区联合组成。对68一代而言，纳粹主义剥夺了德国的过去，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剥夺了他们的现在。虽然东西德都有自行运作的政府，但却不拥有自主权，大写的“德国人”一词是空虚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同一时期出现极端左翼武装组织的不只德国，还有同样出自学生运动的意大利红色旅和日本赤军派，他们也搞暗杀、爆炸乃至劫机，当然也都被定性为恐怖组织。
文艺知识圈的同情
中文世界里可以获得的关于红军旅的信息非常有限，而且在正统史观里对红军旅的评判也不会偏离“恐怖组织”的话语。但是，红军旅对德国和西方产生的事件性影响非常巨大，这一切都来自其中的复杂性，当时就有民调显示，至少有20%的民众对红军旅表示同情。尤其在文艺和知识分子圈子里，这种反应异常剧烈，从7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关于红军旅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
仅依红军旅创作出来的电影就有一打，包括1978年由德国新电影主力战将克鲁格、法斯宾德、施隆多夫等人联合创作的影片《德国之秋》。该片从红军旅第一代领导人狱中身亡等一系列事件延伸开去，另辟了一条和官方叙事相异路径来呈现当时的社会氛围，甚至“德国之秋”之名就来自该片。另外《德国姐妹》也并不是特罗塔第一部以红军旅为背景的电影，1978年施隆多夫和特罗塔就已经拍摄了《丧失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也译作《肉体的代价》），从主人公个人化的角度演义了为什么她选择支持“恐怖分子”而非政府。更早之前，1969年特罗塔就在一部电视电影《纵火犯》（Brandstifter）中饰演了以古德伦为原型的女主角。相关的作品还有法斯宾德的《第三代》（1979），莱因哈特·豪夫的《斯塔姆海姆》（1986），施隆多夫的《丽塔传奇》（2000），乌利·埃德尔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2008）安德烈斯·凡伊尔《舍我其谁》（2011）等等，其中乌利·埃德尔的电影还入围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其他文艺作品较知名的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丧失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也是同名电影的原作。还有当代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的装置作品《丢勒，我会领着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去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艺术家葛哈·李希特的组画《1977.10.18》，工业摇滚先锋乐团伏尔泰旅馆（Cabaret Voltaire）的歌曲《巴德尔-迈因霍夫》，英国的朋克乐队恰巴王八（Chumbawamba）1990年也发布了一首名为《乌尔利克》的歌曲。
拒绝暴力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对背负纳粹历史的德国尤甚，确实有知识界的批评将红军旅比作“希特勒的孩子”。但是各类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紧张和荒唐，如《德国之秋》中处处设卡盘查，《丧失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中警方的粗暴和媒体的轻佻。这些几乎“实时”生产出来的影像或明或暗地表达了1977年笼罩西德社会的恐怖气氛，不仅仅来自作恶的极端分子，也来自政府和体制。
公权力不受限制，这不正和红军旅所宣称的“西德已经沦为警察国家”相映照？红军旅动机上的部分正确，对抱有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冲击，其中还参杂着学生运动缓和后他们对改造体制的失望情绪。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同情也来自人道主义：希望狱中的囚徒的人权得到保障。就像法斯宾德在《德国之秋》中和母亲的争执：同样是杀人犯，为什么巴德尔帮要被区别对待呢？这种同情也不仅仅局限在西德。1974年，年事已高的萨特亲自前往监狱会见了安德里亚斯·巴德尔。虽然萨特对暴力行径不敢苟同，但他也在当年的手记中写道：“作为左翼人士，我会对任何深处危难中的左翼团队表示同情”。
拒绝暴力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普遍共识没错，但它不应该不假思索而来。今天也有很多思想家在探讨我们和暴力的深层关系，比如齐泽克就将虚掩在政治正确之下人们对暴力的认可和心理层面的欲望机制联系在一起。对“暴力”思考得太少而非太多，可能是我们今天去理解这一层背景的难点。就像911事件时只有像萨义德、桑塔格、乔姆斯基等少数的美国知识分子，敢于顶着被媒体和公众指为叛国者的风险对政府政策进行批评。如萨义德所言，“理解并不等于宽恕”，不要因为政治正确就让历史地去理解成为禁忌。
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
经典的古希腊戏剧、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讲述了俄狄浦斯之女安提戈涅的故事：
克瑞翁在俄狄浦斯垮台之后取得王位，俄狄浦斯的一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为保护城邦而献身，而另一个儿子波吕涅刻斯却背叛城邦，勾结外邦进攻底比斯而战死。战后，克瑞翁给厄忒俄克勒斯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波吕涅刻斯暴尸田野。克瑞翁下令，谁埋葬波吕涅刻斯就处以死刑。波吕涅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公然埋葬了她哥哥。
在传统的解读中，安提戈涅勇敢的行为和她的悲剧象征着神律（伦常宗法）和人律（城邦法律）之间的冲突。不过随着60年代女权运动和理论再次兴起，经过女性主义的重读，今天的安提戈涅成了一个反抗王权的女性英雄形象。不少女性思想家也对这个形象做出过自己的解读，如波伏娃，伊利格瑞，朱迪斯·巴特勒等。
而在六七十年代德国电影中，也不乏安提戈涅的身影。包括拍摄了“西德第一部女性主义电影”的女导演乌拉·施特科尔，她的首部短片作品即为《安提戈涅》。还有施隆多夫在《德国之秋》的段落中，借电视台审片的桥段排演了《安提戈涅》的戏中戏，顺便讽刺电视台自我审查的愚蠢。甚至《德国之秋》中的《安提戈涅》段落，直接来自克里斯汀的启发——在妹妹身亡后，她希望古德伦可以和爱人巴德尔合葬并为此四处奔走。施隆多夫当时把情况告诉了此前合作过的海因里希·伯尔，后者则写下了这个短剧的剧本。
经过重新解读和再现，这部戏剧的丰富性不再局限于遵从“神律”的安提戈涅和坚持“人律”的克瑞翁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安提戈涅面临着二选一的两难处境，虽然她并没有违抗世俗的和父权的规范，但是她作出选择的举动仍体现了她的自主。另一方面，戏剧一开场就是安提戈涅和妹妹伊斯墨涅的对话，妹妹起初并不同意姐姐违反城邦的法律。随着故事的发展，安提戈涅被捕后，伊斯墨涅却想为姐姐担下所有的罪责，这使得伊斯墨涅和其中的姐妹情谊也成为人们继续挖掘和解读的主题。
《德国姐妹》也呼应了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的关系，但并不是简单的挪用，其中微妙的变化我们尽可以在影片中体会。
如果把这些背景考虑进《德国姐妹》中来看，影片中饱含着的张力将非常明显。它不只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德国发生过的运动和思潮相关。也自然而然地呼应着后来所发生的故事，触及到了人们如今所面对的议题，所面对的个体境遇和选择。比如经历半个世纪后重新引起知识界讨论的六八风暴，比如刚刚平息的法国黄背心运动，更不用说在香港正在发生的骚动。难道今天不正是重看《德国姐妹》最好的时候吗？
延伸资料：
《德国通史·第六卷》，第七章“两个德国政府的演变”
《战后欧洲史 03》，第一章“降低期望”
Jean-Paul Sartre: The Slow Death of Andreas Baader, 1974.
德国恐怖主义的原始情景——德国学者格尔德·柯能解读“红军旅” ,via 南方周末
《光·影·移动》——施隆多夫自传，“顽皮的孩子们”、“政治年代的终结”
by 路米内
2019.9
2021.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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