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法兰西观察家》杂志上，杜拉斯发表了名为《小学生杜弗莱斯恩可以做得更好》的文章，对比了两位小学生杜弗莱斯恩、富尔尼埃在课堂上的不同表现，其中，小学生杜弗莱斯恩表现出随心所欲、心不在焉的学习状态：“他能整一个小时里就玩一支圆珠笔，就一支。①”小学生富尔尼埃则能紧紧跟上教师的思路，并乐在其中。
两位小学生的课堂表现，反映的是“教养问题”
教养的差异，杜拉斯归结为某种“不可不信的出身论”。她观察到，出身于艺术家、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比起公务员、工人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从小养成无视和反抗社会秩序的行为教养。
这些家庭通常是“高知家庭”，天资聪颖，学识过人，且总是乐于思辨，警惕一切“自然的”、“既定的”事物。质疑、批判和创造构筑了他们的日常精神生活，因而，他们不可能不对人人浸润其中却熟视无睹的社会秩序、规训制度表示怀疑和抵抗。
管教孩子时，他们同样摆脱各种条条框框，通常由着孩子的性子教育他。宽松、放纵的个性化教育，一方面令孩子免受社会普遍的残酷规训与惩罚，另一方面却疏忽了从小培养孩子本应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在父母的支持与庇护下，这些孩子早早地滋生出一种并不真实的自满感，并学会逃避，或尽可能延宕他们遇到的困难。如此的教育方式，令孩子在面对古板严苛、不容质疑的学校秩序时，首先会下意识地以其自有的方式寻求庇护以此抵抗，比如宁可花整一个小时把玩圆珠笔（圆珠笔是从妈妈那里拿的），也不愿抬头跟上教师思路。
1957年的文章中，杜拉斯借由小学生杜弗莱斯恩漠视课堂秩序的行为，谈论的实质上是不同身份背景、学识涵养的成年人，对待社会秩序时表现出的极富差异的态度。
然而，现实中大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往往也是游移的、不确定的。
次年，1958年，在杜拉斯出版的小说《琴声如诉》中，杜拉斯便重点刻画了人的原始欲望与既定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与挣扎，它们同样直观地标记在孩子身上。
《琴声如诉》的女主人公是位资产阶级年轻女人，她厌倦了庸碌奢靡的生活，非常忧郁，她的主要活动就是每周带着孩子上钢琴课。小说就从一节钢琴课开始：一位不听钢琴教师指令的男孩，明知道“Moderato cantabile”为何意，却始终不愿作答的僵持场面。
男孩眼睛低垂看着琴谱，双手紧紧捏在一起，任由一旁钢琴女教师的大呼和哀叹。面对老师的质问，孩子不是一语不发，就是时而心不在焉地在大腿上搔一下。三番五次，女教师被男孩的固执震惊了。一旁的女人见状，气愤、又欢喜骄傲地抱怨：“真是一个难弄的孩子”，“我怎么会生出怎么一个倔强的孩子……”然而，男孩并非真正“一意孤行”，听到母亲的话，他飞快地看了她一眼，明白了什么之后瞬间恢复原状。“不管难不难弄，总该听话呀，否则怎么行。”女教师一边说着，耐下心来重新解释“Moderato cantabile”，并要求男孩复述，而男孩在不情愿地鹦鹉学舌之后，便不肯再多开口，除了终于憋出来的一句：“我不要学钢琴。我不喜欢钢琴。”
尽管不理解母亲对弹钢琴这件事的执拗，男孩终于还是弹了起来。琴声响起（女教师说：“只要他愿意，他是可以弹得好的。”），楼下街道上发生的情杀案件也随之拉开帷幕。第一次钢琴课结束，故事正式开始。然而，钢琴课这一杜拉斯巧妙安排的引子，暗藏着更深刻的悲剧性：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其实早已在钢琴课，即女人、男孩和女教师的关系中悄然滋生。
钢琴课：女人、男孩和女教师立场态度最鲜明集中的一幕
面对男孩和女教师的对峙，女人尽管对男孩不满，但无论在根本上还是不配合学钢琴这件具体的事上，仍表现出过渡的溺爱，内心为男孩的不羁行为感到骄傲。客观中立的女教师几个回合之后就看明白了，第一次钢琴课她就敲响了警钟：“戴巴莱斯特太太，您带这个孩子，将来可要遇到不少困难，我这是直率地对您说的。”女人显然没有听进去。甚至最终当男孩乖乖弹琴时，“照这样听话，我倒觉得有些讨厌了，”安娜·戴巴莱斯特说，“您看，我究竟想要什么样我自己也不清楚。真是活受罪。”
只要面对女教师，小男孩整个人就萎缩下来，心不在焉、游移不定，尽可能无视、延宕女教师的要求。女教师向母亲求援：“戴巴莱斯特太太，这种事您不明白，他这是故意的。”
除了女教师，男孩的表现更有赖于母亲的态度。男孩最终弹了琴，但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因为女教师的管教，而是面对母亲坚持要求他学琴的，近乎疯狂的喊叫的暂时屈从（安娜·戴巴莱斯特抱住孩子的肩膀，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弄得他很痛，她几乎是喊着：“要学琴，要学，一定要学。”）。在男孩还未真正踏入社会，却已领略到钢琴课的严酷时，他会尤其依赖和榨取母亲的庇护和爱。不过反过来，这个年龄段的男孩也会无条件地去爱母亲，在意她所有的情绪态度，尽管很多时候并不明所以。
两次钢琴课，以女教师为中介，母亲与儿子的人物关系变得清晰
一开始总是出于对母亲的爱护，小男孩不得不翻来覆去地弹琴。他被无情的女教师精准地钉在秩序的神秘位置，沿着规定好的路线前进、后退，一次、两次、三次。逐渐地，无尽的规训和折磨使他耗尽对母亲的爱（和同情）。耳旁，母亲温柔的劝说“好宝贝，再弹一遍好啦”令他烦躁又同情，犹豫是否要听从女教师的指令继续弹一次。不知出于施舍还是安慰，小男孩终于弹了起来，目睹这一切的女教师异常平静：
“我没有别的好说，我只能说我可怜您。”
“钢琴也不是要不要学的问题，戴巴莱斯特太太，人们说这是一个教养的问题。”
“您看，竟有这样的事，他以为他可以不喜欢学琴。”
小男孩开始弹小奏鸣曲，琴声悠扬，“反复冲击着女人，作为对她的爱的惩罚，又一次给她定了罪。” 无可奈何的女教师借秩序之口下达了最后通牒：“戴巴莱斯特太太，钢琴课您让别人陪他来吧，不妨试试看，上课效果可能不一样。”“不，不，”小男孩叫道，安娜·戴巴莱斯特心里同样非常难过。
钢琴课外，女人谈论的都是自己，男孩彻底成为女人的分身和幻象
不上钢琴课的时候，女人被情杀案件深深吸引，几次前去咖啡馆，想要知道关于这个死去的女人的一切。她不懈地以自己的方式与咖啡馆偶遇的工人男子肖万探讨这个案件，渐渐地，女人越陷越深，最后终于将自己视作了情杀中的女人，因为她就是那个女人，忧郁、神秘又极具悲剧性。
在咖啡馆里，女人大口喝酒，贪婪地想要了解情杀案件中那个女人，然而，她说的一切都是关于她自己——她渴望却求之不得的，她疑惑却说不清楚的，她想要尝试却不得其法的，她绝望却无从摆脱的：
“她嘴上都是血，可是他还在亲她、吻她。”
“一看到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不是吗，几乎是避也避不开？”
“任什么都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
“曾经有过多少女人，在这同一幢房子里生活过，她们在夜间只听到女贞树嚓嚓作响，可是没有听到自己的心跳。女贞树至今依然都在。这些女人，却在她们的房间里，一一都死去了。”
“我觉得他对于做到那一步所抱的希望，同她的希望是同等的、一样的。我知道什么呵。”
反复质询死去的女人（自己）到底怎么回事，杜拉斯正跃跃欲试地讲述那些无法言说的事物：一种绝对的却无法言说的渴望或爱（胸前香气浓郁的木兰花）、一种不同于女人习以为常的上流社会饕餮之欲的一种原始欲望。
而在她对事实真相接近于痴狂的追寻的同时，男孩作为一种信号始终萦绕在女人身边：孩子时不时跑过来依偎在母亲肩头，母亲漫不经心地抚弄男孩头发，或者是女人时常抬头寻找、注视孩子。
小说中的女人厌倦了日常资产阶级的生活，“吃饭，总是这样，吃饭的时间又到了。接下去，又是夜晚”。有一天，她终于想出一个办法：让孩子去上钢琴课，以此暂时逃离城市另一头家庭日常和社交盛宴 。她以孩子为借口出逃（“对这孩子我寄托很多的希望，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也不知从何下手。”），学钢琴自此成为了男孩因对母亲无条件的爱而不得不达成的使命，被动的男孩身上处处都是女人的影子：咖啡馆里时不时跑来跑去的男孩直观地就是她的分身，提醒着女人她始终摆脱不了孤独、迷茫和挣扎（“这孩子一直是独自一个人”；“对这孩子，我就总是想不出一个道理来。”）。安娜正赴晚宴时，男孩倦了，睡着了，正如早已厌倦了饕餮晚餐的女人。而钢琴课上男孩与女教师的对峙，也是女人内心欲求和社会秩序之间反复挣扎的缩影。
同时，男孩身上更多地闪过的还是女教师的幻象。
女教师是社会秩序的执行者，总有一天小男孩会进入社会，前方等待着他的是绕不开的公平、残酷规训。而那个在咖啡馆中愈陷愈深的绝望女人其实心里也清楚，她终究逃不过秩序理性的审判（女教师、咖啡店女老板娘、咖啡馆来来往往的人群、晚宴上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恪守严格教养的男人女人们）。
面对原始欲望和社会秩序之间的普遍挣扎，杜拉斯给出了一种办法
1957年的杂志文章中，杜拉斯对无辜的小学生杜弗莱斯恩提出了一种管教方法：让学校和教师花费更多的精力，将他的注意力从圆珠笔上移开，隔断家庭的温暖庇护，让学习的责任意识慢慢重新回到孩子身上，令他重新获得原本离他很远了的努力的“魅力”。
而《琴声如诉》里的那个女人，尽管万般不舍，仍接受了女教师的建议，让别人代替她送男孩上钢琴课。她也决定不再踏进与自身身份地位极为不符的咖啡馆，不再仓皇失礼地与陌生人闲聊，也不再喝酒，停止追逐一切暧昧不明的欲望和无法解除的饥渴，“像这一类事就该搁在一边听它去？”“我想是的。”小说中的女人遏制住了正在扑向毁灭的自己，尽管需要时间去忘记木兰花的浓郁香气，但她毕竟安全了，只是“她从此就再也没有说话”。
不过，对杜拉斯而言，回归秩序井然的上流社会，只是女人暂时性的自救方法，是给内心冲突剧烈而无法纾解的痛苦女人的缓兵之计。这在杜拉斯极富戏剧性的人生中也可窥得一二，她一生都在和那些看不见的幽灵纠缠战斗，在无数黑夜里，在大房子里，在漫长的酗酒成性的日子里。
如此看来，杜拉斯的小说就是在写她自己。最明显的是《琴声如诉》中的男孩，就有杜拉斯的孩子乌塔的影子。在1975年的一次广播访谈中，玛格丽特自己证实了这一点：
“我的儿子很有音乐天赋，他学钢琴时，我的生活圈乱套了。整整一年，我没有写作，我唯一一件事就是陪他去上钢琴课，督促他练琴”。②（杜拉斯传，317）
小说中母子之间的爱，也在隐约抒写杜拉斯始终难以决断的，和儿子乌塔的母子关系，以及杜拉斯和她母亲终其一生的恩怨纠葛。
此外，从《琴声如诉》开始，杜拉斯的创作首次出现某种程度的断裂：
“玛格丽特本人也认为从这本书开始，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写作了”②（杜拉斯传，318）。
无论在小说主题还是写作手法上，杜拉斯至此开始以颠覆传统的形式，极力描绘日常生活底下那些不可说的绝对之物。
《琴声如诉》中，杜拉斯触及的，就是人类内心普遍深藏的欲望，与国家、社会等无处不在的秩序规训之间的剧烈冲撞。欲望普遍存在，但正如《琴声》的结局又始终是缺失的，这才是欲望本身。
此外，在日常生活重重秩序的理性布局中，触及、召唤和理解这些人类原初的欲望天性，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只有在情杀这类特殊极端的情境中，它们才可能被触发、才会苏醒。杜拉斯是在一边捕捉欲望，一边尽可能描述这些无法被命名的陌生事物，讲述欲望启动的瞬间，和其中极致的、绝对的事物的模样。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短暂微妙且极易忽视的感受，在杜拉斯的《琴声如诉》中，它们被重新填补了血肉，为我们所看见。
注：
① 外面的世界/（法）杜拉斯著，袁筱一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
② 文中引文均出自：琴声如诉/（法）杜拉斯（Duras, M.）著，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5
③ 杜拉斯传/（法）阿德莱尔（Adler, L.）著，袁筱一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8
by 小南玩小南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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