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已是生长于和平年代的了。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战争和匮乏在“民族-国家”叙事的一再修饰下，让生来命定为这一身份的人继承起了颇为吊诡的集体记忆，人们既无法否认这是自身民族的伤痛，亦很难作出行动来捕获更多的真实。尤其在社会活动空间逼仄的今日，一代代人经民族主义熏陶，不如乖巧地将这样的问题抛还给“国家”——是行政机关，更是一个象征符号，等待它们被解决或成为往事。
在《二十二》公映之前，大众很少在乎“慰安妇”的真实形象。在我们的想象中，耻辱的历史最好由能直接反映耻辱的影像表达，有一类批评甚至质疑《二十二》充满日常琐碎的影像是不道德的：怎么只有这么少的民族苦难，还不断出现毫无意义的空镜头？
然而为什么不？这部影片，也是将镜头对准慰安妇幸存者个人生活的纪录片，由加拿大华裔导演熊邦玲（Tiffany Hsuing）跟拍7年完成，上映后获得了一些海外电影节的奖项和提名，17年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也曾有展映并获奖。
影片的背景是2011年前后，韩国民间组织“挺对协”发起的一次跨国界联署行动。最初，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幸存者进行国家赔偿的运动是由这个组织发起和推动的，这场关于“道歉和索赔”的运动可以追述到1991年首次有幸存者站出来对公众讲述自己的遭遇，自此日军慰安妇制度才逐渐成为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从1992年起，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每周三在日本驻韩使馆门前集会，影片中也记录到了2011年第1000次“星期三集会”。到2015年，日韩政府间签订相关协议，日本首相以个人而不是政府的名义向受害者表示了歉意——但这些处理方法也仍让很多人不满。
影片中三位幸存者奶奶分别来自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其中两位已经故去了。《等不到的道歉》里有她们生活的样子，让我们能观察到更完整的受害者形象，也开启着思考事件本身的新视角。
如果这样的性暴力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不仅仅发生在二战中的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甚至不仅仅发生在人类文明个别特定的时空中，那么它是什么？
如果这不只是个别民族的苦难，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何种在此共同体之外的视角？抑或民族国家的框架本身可能就无助于解决该问题？
慰安妇制度的本质是什么？面对强奸和性暴力，幸存者奶奶们怎么样说出自己的故事？这和米兔中的女性又有何呼应之处？
——当女人开始诉说时，这些疑问就不得不校准它们自己的音调。
布朗米勒在《违背我们的意愿》中写道：“只有将所有与强奸有关的证词都收集齐全，妇女史的真实内容才会浮出水面。”是的，我们也这样相信，也正是在这一“不可能性”的层面上，女权主义重新思考真相。
为了便于思考本片和慰安妇问题，我们附上旧金山州立大学韩裔人类学教授苏贞姬（Chunghee Sarah Soh）的论文节译，苏贞姬2008年的著作《The Comfort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慰安妇：韩国与日本的性暴力和后殖民记忆）被很多慰安妇研究的书单推荐，里面不仅材料丰富，而且对涉事各方都有分析和批评，包括对影片中出现的韩国慰安妇援助组织“挺对协”的行动亦有所反思。《从帝国赠礼到性奴隶：“慰安妇”符号表征的理论化》为作者2000年的论文，除了大致介绍了慰安妇制度，主旨是通过不同方面对慰安妇群体的称呼表述，分析其背后所反映着的意识形态视角。
曾经，日本帝国给她们安了一个杜撰出来的名字叫“慰安妇”，在朝鲜她们又叫“挺身队”。浩荡皇恩把她们被当作“礼物”赠予将士，总之，她们“奉献”自己。皇军士兵则蔑称她们为“P”（一说为英文“prostitute”的首字母，一说来自中文“屄”）。一直到90年代，韩国女性运动者们提出她们是“性奴隶”，为她们争权利。苏贞姬提醒我们，语词背后有别的东西在操弄，尽管也并非密不透风。
看完论文后请再回想影片中“奶奶”这个称谓，或者叫“阿婆”，台湾则会叫“阿嬷”——其中反映着多么沉重的转变。和不久前中国米兔第一例胜诉里争来的那个“道歉”很像，这不是什么完美的胜利，但对于夺回她们被曾被夺走的声音来说，这至少是一个开始……
by 路米内
2019.7